因此，宪法须纳入授权国家介入社会生活的新式规定，宪法不只是以政治秩序为中心，还被当作一种国家目标的设定，以此表明社会能够组织的方式，以及社会可以发展的道路。
三、作为积极权利的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不仅仅拥有消极权利性质，它同样对国家课予了积极作为的义务，要求国家扶持学术事业的发展，给予学者一定程度的精神和物质支持。[61]这种学说被德日两国的宪法判例所确认。
古典学说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不被现代德国的宪法学者所接受。[4]那么，根植于西方大学制度传统，被各国宪法普遍承认[5]的学术自由是否在我国宪法同样存在规范依据？ 对此，王德志教授曾专门作过探讨。[55] 参照、戸波江二「学問の自由と大学の自治」大石眞、石川健治編『憲法の争点』（有斐閣,2008年）143頁。此外，我国教育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同样面临着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的需求。反过来说，只要认定这种活动不属于学术、研究或教学，那么就不是《基本法》学术自由条款的保护对象，可能需要从其他条款（如表达自由）寻找保护依据或根本就不属于宪法保护事项。
众所周知，该条款是德国宪法理论上著名的战斗民主制（Streitbare Demokratie）[47]的体现。我国学界专门探讨伦理与学术自由问题的论著尚不多见，[43]亟待今后的深入讨论。珠海湿地模式、金包银模式和地票交易模式，验证了土地发展权功能属性的现实性以及土地发展权设置的可行性。
土地发展权机制通过界定自然文化遗产地土地性质，明确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推行遗产地土地使用管制和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将市场的自发调节与政府的强制管理有机结合。3.1绿色发展：广东珠海湿地模式 2018年12月珠海湿地入选‘改革开放40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25]。保护自然文化遗产，遏制过度开发。这一变化不仅是突破现行土地法体系的封闭结构，深化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实现土地产权清晰化、收益分配科学化、土地交易市场化的内在诉求。
因此同样从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出的土地发展权，具有制度衔接的可行性和健全现有土地权利体系的功能性。进入专题： 土地法学 土地发展权 功能进路 实践面向 。
其中，‘金是村庄外围建设的工业集中区配套用房，实行统一政策、规划和标准，采用上公寓下店铺的形式为失地农民提供收入来源，通过征地拆迁政策保证失地农民拥有一套自用房、一套出租公寓和一间店面（或股份））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遗产地土地批租转让成旅游建设用地急剧扩张，无序的土地流转使遗产地农用地剧减、植被破坏[24]，不仅破坏了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也威胁到遗产本身的维系。作者简介：王霞萍（1990-），女，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土地发展权创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农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14]，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它的设计是基于土地利用的社会性、广泛性[3]，源于土地用途的价值选择[5]，实质上是使用权变更的获利[15]，但与传统私权不同，公权力限制理念贯穿于土地利用全过程[16]60–93，使其具有明显的限制性，从对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到对土地开发的许可再到土地开发过程中相关利益的协调，土地发展权无一不是在政府父爱主义[17]的关怀下进行的，是一种具有警察权性质的财产权利[16]90。
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2007年珠海区政府以龙潭经济联社辖区内1200亩果林为试点，由政府出资与113户果农签订合同，约定以1500元/亩/年的价格（租期10年）向农户租地，集中建设农业生态果园，收益65%归果农，35%归政府。基于遗产地保护和发展目标，借鉴国外的发展权转移（TDR），将自然文化遗产地以及周边的受限区划为发送区，将遗产地边缘区（非限制区）划为接受区，经程序对发送区、接受区的容积率进行量化、限定，并允许发送区的容积率向接受区转让。随着自然文化遗产旅游经济的发展，遗产保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地票交易以市场手段调剂农用地转用指标，依靠价格形成机制提升农村土地价值，采用先补后占的用地模式，成功运用土地发展权制度实现城乡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范围的等量置换，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平衡耕地占补指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文章来源：《中国土地科学》2019年第6期，引用请以刊发版本为准。为顺应社会情势变更，回应实践发展的诉求，以土地用途性质变更及变更后增值收益分配问题为核心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研究应运而生。
珠海湿地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有益尝试。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
摘要: 研究目的：基于30年来土地发展权的理论研究，进而在明确的功能进路的指引下，有针对性的对已有的土地发展权实践予以梳理和检验，以探寻破解中国土地利用矛盾和困境的方法。但长期以来，受土地产权模糊、市场不完全、价格机制缺位、收益分配不合理、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土地市场的价格、供求、竞争和利益分配等机制受到较大程度的扭曲[21]，市场调节失灵。地票交易实施之前，快速的城镇化虽带来重庆市整体的经济繁荣，但也造成城乡间、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区域间配置不均衡问题较为显著[33]。金包银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协调政府、企业、失地农民和农民集体等多方利益的有益尝试。土地发展权在强调国家对土地管制、规划具有根本性和正当性的基础上，接受已有的涨价归公的制度现实，以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①]、修订《土地管理法》为契机，推行从计划到市场、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变补偿为征税的土地利用改革，承认权利人的土地发展权，保障集体、个人和国家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虽然中国存在大量土地发展权实践，但并未设置土地发展权，立法的缺位造成土地发展性利益分配不明，给权力滥用提供了空间。
目前中国的土地权利体系设置并不利于耕地保护，全民所有自然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权益不落实[11]，导致经济利益驱动下耕地资源被无序地开发和掠夺，造成耕地资源污染、破坏，土壤物理结构改变，内部生态系统受损[12]，人多地少，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2%人口温饱问题[13]的基本国情也加剧了土地利用的严峻性，限制了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对土地资源甚至整个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不可逆的破坏。以往的土地征收是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进而政府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和征收获取土地增值，这一过程强行剥夺了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性利益的权利，造成利益分配失衡，人地矛盾尖锐。
土地发展权的此种配置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且有效平衡土地增值社会返还目标与保护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等目标间的关系[20]，通过综合考量各方因素，解决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间利益分配格局混乱，促进公私利益双赢，在落实政府土地用途管理和规划的基础上，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农民的耕作权和土地收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珠海湿地源于素有广州南肺之称的万亩果园，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村民违章建房等使珠海区大量农地被占、果园被毁，湿地面积锐减，环境破坏严重。
通过落实和量化土地产权，从产权安排上解决资源初始配置的不均衡。地票的产生需经历4个环节：申请、依标准复垦、验收、合格后申请确认并核发地票，地票产生后需通过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借助市场在全市范围内调剂农地转用指标，提升农地价值，补偿复垦成本。
[26] 珠海湿地通过赋予果农土地发展权，以政府出资租用、购买的形式，在保证果农继续经营果园（土地用途、现状不变）的同时获得土地发展权的对价，依靠政府的警察权和财政激励措施有效遏制经济人的自私性和土地违法事件的发生，推进十分珍惜、合理的土地利用和耕地保护国策的落实，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之目的，为创新中国土地权力体制，推进土地法治建设提供了蓝本。因此，基于三十年来土地发展权的本体研究，在所涉价值路向的指引下，就相应土地发展权实践展开体系思维[9]之系统研究非常必要。土地交易所实质就是土地发展权交易的中介机构，系非营利性事业法人监督服务机构，主要职责在于建立农村土地（实物和指标）交易信息库，发布交易信息，提供交易场所[③]。此外，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在于强调以法律的形式规制土地市场与政府行为，通过有效的公众监督机制强化市场的公平交易、监督政府的决策透明，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金包银实施的核心环节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具体表现为：赋予农民和农民集体土地发展权，妥善分配土地性质变更后的发展性收益，通过实体分割（如公寓和店面）、股权分红（集资入股厂房、配套用房）等方式，在保障失地农民和农民集体的财产权以及分享城市化红利机会的同时构建可持续收入来源机制，从根本上确保农民失地不失收。地票交易是中国地方政府运用土地发展权理论探索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益尝试。
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自然文化遗产旅游经济造成所在地区开发用地失控。
简言之，土地发展性收益的基本逻辑为：强调规划管制→承认土地发展权→建立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土地增值收益共享（市场价格―合理征税）。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交易结果上解决资源配置结果的不公平。
以《土地管理法》修订为契机，借助于法权这一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工具来保障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增值收益公平分配目标得以有效实现，无疑是土地权利体系建设的内在理性之表达。中国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依法律规定转让，进而掀起了土地流转、征收和地票交易等土地开发利用的热潮，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土地发展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程。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导致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土地市场混乱。评论 1 引言 土地发展权（Land Development Right, LDR）始于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令》（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并逐渐演变为归公的英国模式、归私的美国模式，以及介于二者间的法国模式，到上世纪70年代，域外土地发展权研究达致鼎盛。
[③]2008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第5条：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在市国土资源、农业、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建立农村土地（实物和指标）交易信息库，发布交易信息，提供交易场所，办理交易事务所。作为一种土地利用政策工具，土地发展权的制度设计就在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主导作用，辅之以警察权限制，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最优（图2）。
2.2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 土地发展权的社会功能强调通过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公平。借助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接受区旅游开发商按开发强度购买超基准容积率，发送区以容积率流转实现土地发展权价值[23]，以此分摊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本，降低保护压力。
其中，‘金是村庄外围建设的工业集中区配套用房，实行统一政策、规划和标准，采用上公寓下店铺的形式为失地农民提供收入来源，通过征地拆迁政策保证失地农民拥有一套自用房、一套出租公寓和一间店面（或股份））。也是化解土地开发与资源保护的矛盾，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消除因规划造成的土地权益分配不公，推动所有的土地利用活动在相关法律秩序下，都以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之目的，进而实现土地利用活动的最大效益以及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关注微信
